彪悍的红四方面军军长，1935年竟拔枪顶撞刘伯承，后来此人如何？

他是红四方面军最能打的军长，却在课堂上掏枪对准了自己的教官，最终结局令人唏嘘 俗话说得好：“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；人狂于众，祸必随之。” 一个二十来岁就当上军长、打起仗来不要命的猛将，最后没能倒在敌人的枪口下，却栽在了自己的脾气里。更离谱的是，1935年冬天，在川西一间漏风的土坯教室里，他竟然当众拔出手枪，枪口直指有“军神”之称的刘伯承。 这个胆大包天的人，叫余天云。 他后来怎么样了？说出来，你会觉得可惜，又会觉得不冤。 一、放牛娃逆袭：从剁肉刀到军长袖标 余天云是湖北黄安人，就是后来出了两百多个将军的“将军县”红安。可他家的日子，跟“将军”二字半点不沾边，家里穷得丁当响，房子漏雨，下雨天屋里得摆三个盆接水。小小年纪给地主放牛，牛吃得肚儿圆，他却经常饿得眼冒金星。后来学裁缝想混口饭吃，师傅的尺子三天两头敲在他手背上，手背上的红印就没消过。 要是日子就这么过下去，中国历史上顶多多一个沉默寡言的裁缝。 可1927年11月，黄麻起义的枪声响了。十六岁的余天云拎着一把沾着猪油的剁肉刀就出了门，跟着队伍去攻打黄安县城。有人问他怕不怕死，他甩出一句硬邦邦的话：怕死就不是好汉。 这一去，就再没回头。 1928年他入了党，然后就像坐了火箭：四年工夫从大头兵干到主力营营长；1932年当上红十二师三十六团团长，顶头上司是陈赓。苏家埠一战，他带着一个营摸到敌人屁股后面，硬生生掐断国民党一个师的退路，一战翻盘，陈赓拍着他的肩膀直夸这小子脑子活。 这人打仗有多猛？潢川那场恶仗，他上衣一脱，光着膀子端起机枪就往敌人堆里扫。左肩中弹，机枪一扔，抄起大刀接着冲。底下的兵一看，团长都玩命了，咱们还怂什么？跟着嗷嗷叫地往上压。 徐向前记住了这个名字。 1933年木门会议后部队扩编，二十二岁的余天云当上红三十军军长，政委是李先念，手下师政委里有王建安。连许世友跟他比资历，当时都要略低半头。 红四方面军猛将如云，可要论一个“猛”字，大家心里头一个冒出来的名字，永远是余天云。 二、猛过了头：皮带、皮鞭和一声枪响 可惜，本事见长，毛病也跟着疯长。 红三十军指挥所门口，常年立着两根皮带。谁走到那儿都得自觉压低嗓门。这架势，哪像红军的指挥所？倒像旧军队的衙门口。 1934年春天，川北山道，一个挑夫失脚滑倒，铁箱滚下山谷。余天云骑马赶到，二话不说，抄起缠红绸的皮鞭就往人身上招呼，一鞭抽破棉袍，二鞭抽得人跪进泥里。李先念赶上来死死攥住他的手腕，吼了一句：他是我们的阶级战友！ 余天云眼皮都不抬：“你管思想，我只管打仗。” 李先念搬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，他冷笑一声，翻身上马就走。人跪在泥地里，肩头的棉衣裂开大口子。这件事呢？不了了之。他的皮鞭照挥，皮带照挂。 到了秋天，事情升级了。司号连一个小号兵吹错了号令，余天云走出指挥所问了一句“谁吹的”，然后——拔枪，枪响，一个十来岁的孩子当场没了。铜号摔在地上，磕出一块凹痕。 消息传到总指挥部，徐向前一巴掌拍在桌上，茶水都溅到了地图上。会上当面质问：吹错号该按纪律办，谁给你的权力杀人？ 余天云梗着脖子顶回去：号令出错，可能害死一个团！ 徐向前当场下令：撤职，收枪，送后方审查。 按理说，杀人偿命、犯错受罚，这案子该画句号了。可仅仅三个月后，余天云不但官复原职，还调任兵员更多的红三十一军军长。那纸处分，说白了就是走个过场。 俗话说“惯子如杀子”，对干部又何尝不是？这一次的轻轻放下，等于告诉余天云：你足够猛，猛到可以为所欲为。 这颗雷，就这样埋下了。 三、枪口对准刘伯承：那间漏风的教室 1935年6月，懋功会师。一方面军长途跋涉，战士们瘦得脱形，草鞋磨穿、刺刀丢光；四方面军八万人马装备齐整。余天云站在土坡上叉着腰看热闹，嘴里冒出一句：“就这狼狈样，也配叫铁军？” 南下途中，他更是放话：要是逼我们北上，先扣住彭德怀再说！这话传到彭德怀耳朵里，老总啃着泡冷水的青稞面馍，一声没吭。不是怕，是不能接招，红军要是自己人打自己人，那才是真完了。 百丈关一战，七昼夜血战，伤亡近万，南下计划彻底破产。为了稳军心，张国焘在卓木碉办起红军大学，刘伯承接了总教官的担子。 于是，就有了开头那一幕。 课堂上，刘伯承讲步炮协同：步兵跟进要与炮火落点保持一百五十米以内。话音未落，后排的余天云把草茎一吐，站起来就呛声：大别山打仗，哪有这些条条框框？挥刀猛冲就完事了！ 刘伯承放下铅笔，心平气和地请他讲道理。 刘伯承回答得斩钉截铁：湘江之败，恰恰败在战术不精！今天学习，就是为明天少流血。 道理是对的。可余天云已经听不进任何道理了。他一脚踹翻沙盘，木牌滚落一地，随后慢慢解开枪套铜扣，驳壳枪出鞘，枪口顶到了刘伯承胸口——两人相距不到半米。 刘伯承一动没动，只说了一句：红军的枪口，只能对准敌人。 千钧一发之际，校长何畏撞门冲进来，一把攥住余天云的手腕把枪拨开，随后一记耳光，四个警卫把他按倒在